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冷战结束后，美国军方推进新军事变革，强调能力对能力的竞争，体系对体系的对抗。军工企业不再仅仅是武器的制造者，而是成为军队所需作战效果、作战能力的提供者。当战争由各种兵器间的对抗，转化为网络化分布式的体系与体系对抗、能力与能力的对抗时，军工企业必然要从专业化对专业化的竞争，转型为全价值链对全价值链（研发能力、制造体系、产品系统、产业链）的竞争。彼时美国已资源整合，从50个主要军工供应商合并成5个高度集中的跨军种跨平台的主承包商，已形成合理的产业布局。
台“国防部”当天还列举解放军绕岛飞行的相关型号，同时公布由台方战机拍摄的解放军军机空中照片，其中可看到携带“长剑”巡航导弹的轰-6K，运-8运输机改造的“高新三号”电子战飞机等。《自由电子报》仍嘴硬称，台军公布解放军飞机的照片，“为去年12月以来，再度展现我军掌握情势的能力”。
形成鼓励创新的文化氛围。不断推进科技创新，除了要求创新主体必须具备一定创新素质，还要求形成鼓励创新的文化氛围。鼓励创新的文化氛围有利于激发创新主体的创新活力。应积极营造宽松、宽容的文化氛围，在全社会倡导敢为人先、敢于创造，倡导鼓励创新、宽容失败，保护和调动创新主体的积极性、主动性、创造性。
前苏联的警示在前，如果单纯靠国家持续高强度投人军工产业，会把国民经济拖垮。要想保持国防工业的长久持续发展，必须充分撬动资本市场的力量，摸索出能适应长期发展的制度。中国此时已经有了底气。一方面，经过20年改革开放的积累，1999年的GDP已是1979年的22倍。另一方面，朱镕基从93年推进的分税制改革，大大扩充了中央财政的钱袋子。重振国防工业，中国从经济上准备好了。
二，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，处理好稳增长、调结构、防风险的关系，注意把握好处置风险的力度和节奏。在精准拆弹过程中，要坚决阻断风险跨市场、跨区域的扩散和传染。三，坚定实施好金融调控，加强货币政策、宏观审慎政策、微观审慎监管政策的协调配合。优化组合，在促进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上协同发挥作用。
歼-10战机的首架原型机这次航展的经济成绩单十分漂亮，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与美国通用金融航空服务公司签订了25架ARJ21-700型飞机、总额7.324亿美元的购机合同，这是中国民用飞机首次进入美国高端市场，是西方发达国家首次向中国集中采购民用飞机这样的高技术产品，也是中国迄今最大的飞机外销协议。[7]
